1935年10月22日,我國新聞界前輩戈公振先生逝世。
戈公振先生是我國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愛國進步新聞記者、新聞學者和中國新聞事業(yè)史的研究者。他1890年出生于江蘇東臺,曾在上?!稌r報》和《申報》前后工作近20年。從1933年3月起,他到蘇聯(lián)采訪、考察兩年多,撰寫了一批報道,向國內介紹蘇聯(lián)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(yè)。他寫了《中國報學史》等專著,對革新中國的新聞事業(yè)作了貢獻,是我國新聞學和新聞事業(yè)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。
1985年11月26日,《人民日報》發(fā)表戈寶權的紀念文章《回憶叔父戈公振二三事》:
今年11月27日,是老一輩報人和進步愛國新聞記者、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誕辰,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。回想到在他生前,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間較長,深得他的親切關懷和教誨之恩,現(xiàn)特借這個機會回憶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。
首先是他一生勤奮好學的精神。他出身在江蘇省蘇北東臺縣城的一個所謂“世代書香”的人家,自幼非常聰慧。他讀過家塾和私塾,后來進了東臺縣城唯一的高等學堂,畢業(yè)考試時名列第一,從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學走上了成才的道路。他在上?!稌r報》工作時,經(jīng)常到青年會去補習英語;后來他到歐美和日本各國考察新聞事業(yè)與參觀訪問,又自學法語、德語和日語;甚至40多歲訪問蘇聯(lián)時還自學俄語,都做到能閱讀和講話的程度。他很早就鼓勵我努力學習,記得童年時他送了一盒積木給我,他在盒蓋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寫了兩句話:“房子是一塊磚頭一塊磚頭造成的,學問是一本書一本書讀成的。”
二是他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(yè)的堅定信念。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,先在有正書局圖畫部當學徒,第二年進了《時報》編輯部,從校對、助編、編輯,一直升到總編輯,而且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(yè)。他在《時報》前后工作了15年,后又在《申報》工作了3年。他對報紙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,首創(chuàng)了《圖畫時報》和《申報星期畫刊》。同時他還專心研究新聞學,撰寫了《新聞學撮要》和《中國報學史》等書。他對各國的新聞事業(yè)也進行過研究,還從事宣傳和推廣新聞學教育的工作。記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,曾同我的叔父合寫了《梅蘭芳在庶聯(lián)》、《最近庶聯(lián)人民生活的一般》(當時他寫的通訊都用“庶聯(lián)”二字代替通常用“蘇聯(lián)”)等通訊文學。當年10月他在國難深重時返國,數(shù)日后即不幸病逝,享年只有45歲。沒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寫《中國報學史》的遺愿和撰寫《世界各國報業(yè)考察記》的計劃。
三是他的謙虛謹慎、平易近人的作風。他一生中為人光明磊落,從不沽名釣譽,獵取名譽地位;他平等待人和藹可親,并以助人為樂,特別是提攜同行和后進。盡管這樣,他當年仍不免要遭到“小報”的造謠與中傷,甚至他在《時報》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寫《釧影樓回憶錄》時,其中對他的回憶仍頗多不實之處和諷刺之詞。我的叔父生前對這些事從不計較,也不耿耿于懷,而常一笑置之。凡同他生前共過事和有交往的人,都深知他的這些高尚品質。
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進步,熱愛祖國,在30年代初國難深重時,他曾和鄒韜奮等人籌辦代表民眾輿論喉舌的《生活日報》,宣傳抗戰(zhàn)救國,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(tǒng)治。甚至在臨死時,他還對鄒韜奮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講道:“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……國勢垂危至此,我是中國人,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……”。沈老(鈞儒)當年曾以《我是中國人》為題寫成悼詩:“哀哉韜奮作,壯哉戈先生。死猶斷續(xù)說,我是中國人?!鄙蚶蠈懙竭@里,“淚滴滿紙,不自禁其感之深也?!蔽业氖甯鸽x開我們已是整整五十年,但他當年講的“我是中國人”這句話,一直到今天還響在我們的耳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