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孔孟以來,我們的閱讀方式、欣賞模式大致便是“知人論世”。我們大多認定“文如其人”,這是有道理的,但并不全面。如是我言,逢文先勿論人品,且以作品論英雄。
我們很容易理解“言為心聲”,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。所謂“郁結乎心而發(fā)乎聲”,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。引美學家蔣勛之言:“杜甫的‘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’,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,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,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。同樣是一堆白骨,很多人走過去了,卻沒有看見”。試想,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,又何來發(fā)自肺腑之言?偉大的心靈,投影在文學上,依然是偉大的作品,是高尚的品性。
然而這并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脫俗之人。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《威尼斯商人》,讀猶太人斤斤計較、視財如命的險惡心腸,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,要追求人性上、人品上的美與良善——但事實上呢?莎士比亞成名后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。他斂錢如命,甚至發(fā)放高利貸斂資,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、對簿公堂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“文章寧復見為人”,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: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。如此,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(shù)、推演其人為文王;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“知其人、論其世”呢?
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,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?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,它看重作品本身。所謂“文以載道”,作品之“道”,為其根本。我們不妨說,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、善、美,讀之令人動容、發(fā)人深省,那它就已經(jīng)達到了“作品”所應達到的目的,至于作者本人如何——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(fā)生的——并不在對作品的考慮范圍之內。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,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,它保存的,是“不朽的作品”,不是“不朽的文人”。
所以我認為,面對作品時,要且以作品論英雄。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并愿意將其內化為修養(yǎng),但我們也能從《威尼斯商人》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。作者終將逝去,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;但一旦其作品高雅,便足以光照千古、惠澤古今。作為重,道為重,人品須臾如蒼狗,應以作品論英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