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以來,文人以兩種面孔示人:一種是四體不勤,五谷不分,文弱諂媚,毫無氣節(jié);一種是堅持操守,傲視群雄,擁有獨立而又強大的人格魅力。這種傲骨,撐起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,也使得華夏文明除了“和”與“禮”,多了些剛韌與個性。
傲視百花是一種獨善其身的高潔品性。諸多文人以物自喻,潔身自好。愛菊的陶淵明,面對充滿束縛的官場選擇隱遁。不愿久在樊籠,心為行役,于是種豆南山,采菊把酒,復(fù)得返自然,靈魂舒暢,安貧守志。愛蓮的周敦頤沒有選擇逃避,不被逍遙山水所吸引,不被污濁世風(fēng)所沾染,亭亭而立,香遠(yuǎn)益清,操守高潔,矢志不移。愛桂花的李清照,竟埋怨起當(dāng)年的屈原來,《離騷》里贊美了那么多花,為何不提桂花?“何須淺碧深紅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,在她眼里,桂花為秋花之冠,“梅應(yīng)妒,菊應(yīng)羞”,只因它色淡香濃性柔,卓爾不群,這種清雅秀美,幽香襲人的美,也是李清照傲視塵俗,亂世挺拔性格的寫照。他們雖不見得要馳騁沙場,建功立業(yè),但或出世入世,或自賞自傷,都保有文人的一顆清凈之心,止于至善,完善人格,無愧于心,也便無愧此生。
傲視死亡是一種殺身成仁的民族大義。“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文天祥面對誘降不為所動,忠心可鑒,如同磁石,不指南方誓不休。“毅魄歸來日,靈旗空際看”,夏完淳落入敵手,不屈不卑,年僅17歲,慷慨赴死,可嘆可敬。“王師北定中原日,家祭無忘告乃翁”,家國不復(fù),悲情難書,身入黃土,心系天下,陸游的身后事與己無關(guān),與利無關(guān),只有民族危難,國家統(tǒng)一。“此去泉臺找招舊部,旌旗十萬斬閻羅”,陳毅不懼死難,存亡之間豪氣沖天,有的只是“死亦為鬼雄”的英雄壯歌。他們有血性,有骨氣,有面對死亡的無畏和悲壯,這是中華民族凜然正氣之所在,也是我輩敬仰膜拜的楷模。
傲視群雄是一種兼濟(jì)天下的絕對自信。黃巢作為起義領(lǐng)袖,身上更多的是一種英雄豪情,“待到秋來九月八,我花開罷百花殺。沖天香氣透長安,滿城盡帶黃金甲。”他眼里的菊花獨芳天下,香透長安,列陣如勇士兵甲,怒放如君臨天下。之后雖無帝王之功,彼時確有稱雄之意。這種自信與張揚在歷代文人身上很少見,也并不會因他的功敗垂成的而消弭,反而格外難得。與他不同,毛澤東的豪言壯語變成了現(xiàn)實。青年時期的毛澤東面對湘江寒秋,發(fā)出“問蒼茫大地,誰主沉浮”的叩問,已有鴻鵠之志。就算是在長征最艱難的時期,他也會慷慨高歌:“今日長纓在手,何時縛住蒼龍。”“俱往矣,數(shù)風(fēng)流人物,還看今朝”,秦皇漢武,唐宗宋祖,成吉思汗,哪一個是文韜武略了然于胸的真正英雄?那真英雄舍我其誰。何況這也不是屬于他們的時代了,那屬于誰?這種含蓄的自況迸發(fā)的卻是絕對的自信,難怪蔣介石誠惶誠恐,責(zé)令御用文人再寫詩詞壓過毛澤東。毛澤東是胸懷天下,心有黎庶的,他帶領(lǐng)無產(chǎn)階級所開創(chuàng)的新時代也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,這種氣魄豈是一般庸才所及。
當(dāng)今時代,文人的傲骨更不可少。這種傲骨不是清高自閉,拒人以千里之外的高高在上,也不是不與塵俗,不觸名利的酸葡萄心理,更不是沒有道德底線無知無畏的沖鋒陷陣。它是一份沉淀了浮躁的平心靜氣,是一種摒棄了俗累的自由性靈,是一種有節(jié)有度的自尊自強,更是一份充滿了理性的社會擔(dān)當(dāng)。